商略散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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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粮番薯之一：番薯走私

1973年，全中国一共有2810万公顷的土地种植番薯，总产量超过一亿吨。秋天的一个傍晚，这一亿吨番薯中的十多斤，正在我家的镬里烧，准备当夜饭吃。天色渐暗，香气已经飘了出来。

突然，后门响起一阵急剧的敲门声。是岳新哥来了。他是我哥哥的同学，每次敲门都很急，所以我们都听得出来。于是，我妈妈和姐姐连忙把半生不熟的番薯盛出锅，重新做饭招待客人。

那时候，番薯的用场特别大，最重要的是稻米不够时可以当饭吃，“甘薯半年粮”嘛。

    番薯传到中国，至少有三种可能的途径：

一是葡萄牙人从美洲传到缅甸，再传入中国云南；

一是葡萄牙人传到越南，东莞人陈益或者吴川人林怀兰再传入广东；

一是西班牙人从美洲传到吕宋，长乐人陈振龙再传入中国福建。

浙江的番薯是从福建传来的，后来成为最重要的副食，所以我们老家的人能活下来免于饿死，是一定要感谢福建陈振龙一家人的。

陈振龙是福建商人，常常跑到吕宋去做生意。他在那里看到了番薯，产量又高，味道又好，熟的可以吃，生的也可以吃，对土质要求也不高，哪里都可以种，是不折不扣的吕宋之宝，就打算着将种子带回老家。

可是吕宋是禁止带番薯出海的。陈振龙没办法，只好偷偷学会了番薯种法，又偷偷夹带了一些番薯苗（有的说是高价买了几尺番薯藤，当作凉帽戴着蒙混过关的，有的说是将番薯藤装在竹筒里，用细绳吊在船舷下，漂回来的），坐船经七昼夜回来了。这是明朝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五月的事。

陈振龙先生，一个国际商人，不远千里走私番薯，为中国老百姓带来吃的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番薯主义精神，我们每一个中国农民，都要感谢他。

    明周亮工《闽小纪》说，番薯最早引到漳州的，后来泉州、莆田也慢慢种开了。莆田史学家朱维干说，漳州人保守，所以没有推广。

不过漳州芗江有一出芗剧叫《三家福》，倒是流传挺广的。剧中的塾师苏义，将一年的工钱送人，家里揭不开锅，只好偷番薯，还将番薯当红烧猪蹄吃，这些情节演得很滑稽，让人大笑不止。

林怀兰带入番薯，有一个传奇故事。当时越南规定带番薯入中国者死。林怀兰是个医生，治好国王女儿的病，国王赐他熟番薯吃，林怀兰说要吃生的，吃了半个，将剩下半个藏在怀里，赶紧辞归中国，结果被守关人查到。林怀兰说，他这样做是为了老家的人不愁荒年等等。守关人说，放了你是不忠，不放你是不义。于是放了林怀兰，他自己投河而死。

总之，当时东南亚有番薯的国家比较小气，不给中国人种植。不过中国人种番薯手段高，引进没多久，就已比较便宜了，一文钱可以买一斤。现在，全世界种的番薯，恐怕大半在中国。

    回到福建，陈振龙与儿子陈经纶两个在纱帽池边上的隙地试种，果然成了。陈经纶就上书给福建巡抚金学曾。这个金学曾是浙江钱塘（杭州）人，他直接让陈家试种。

正巧正不巧，当地遇到了旱灾，金学曾看看老百姓恐怕要挨饿，就请了陈经纶入幕，并颁布《海外新传七则》，发给农民，推广番薯。于是老百姓靠番薯渡过了饥荒。于是大家拍手唱歌：“不爱灵药共仙丹，惟爱红薯渡荒年，仅人远来传此种，陈氏父子取洋番。”

陈经纶的三世孙陈世元，写过一部《金薯传习录》，记录此事。据说今日福州乌山上，还有一个先薯亭。我没有到过福州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

当时的徐光启也写过《甘薯疏》一书，不过现在已失传，只能看到此书的序。

    陈家人后来一直致力于推广番薯。陈经纶的曾孙，即陈世元的父亲陈以柱，在浙江经商，他看到宁波好多土地荒着，觉得可惜，就带了番薯苗到宁波盐碱地上试种，居然又种活了，而且种得比福建还好。于是，陈以柱得出一个重要结论：“东西南北无地不宜”。

陈世元和长子陈云还和几个老乡，将番薯引种到山东；清朝名臣陈宏谋——他不是福建陈，而是广西陈——做陕西巡抚时，在1745年要求手下“正杂各官”中的福建、广东、浙江等地的人，从老家带薯种来西安试种。当年十二月，就有一些番薯苗到了，还雇了种过番薯的人来栽种教导。

回头一看，番薯的到来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事情，连朝鲜人也写诗称赞：“万历番茄始人闽，如今天下少饥人。”据说朝鲜人将番薯叫做番茄，而中国人将西红柿叫做番茄，正巧这两种“番茄”，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的。

说起来美洲的印第安人，给我们弄了很多好吃的东西。我们老家有一种植物，叫做“洋番薯”，番是外国，洋也是外国，是外国的外国的薯——它不是番薯，而是土豆的一个品种，个头特别大，皮肤嫩滑。土豆，也是从南美洲传过来的。